问题一：谁来主编教材?
从近年中小学教材编写立项的情况看，邀请名家主编教材似已成为一种倾向。有的出版社不是把力量扎扎实实地投放在教材编写基本队伍建设上，而是试图走捷径，倾力于请名家担纲主编，把教材成功与否的“注”押在名家身上。名家主编教材，其优势不言而喻：较高的学术威望可能有助于领军，有助于统一编写思想，特殊的身份可能有助于树立教材威信，甚至有助于通过评审。但是毋庸讳言，名家也有名家的种种局限：一是能者多劳、分身乏术，就算某名家愿意挂名主编，客观上也未必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名不副实，术业有专攻，名家的“名”往往体现在对专业某一方面的学术造诣上，未必对中小学学科教学及其课程实施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现代中小学教材已经不可能一人、几人闭门造车编制出来，而必须由一批志同道合者悉心磨砺方可精工打造；一套合格、优质的教材必须建立在对中小学教育规律和学科课程深入了解和足够研究的基础之上；主编必须对中小学教材建设有思想、有体验、有思路、身体力行，真正主持教材的编写。而这些往往是许多名家所欠缺的，有的名家与庞大的编写队伍遥隔千里，又如何能实施有效及时的编写组织工作，完成编写教材必不可少的学术碰撞?因此我们认为，选定教材主编应该本着对学科发展负责、对教材质量负责、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不重名望，真正选拔有真知灼见且能倾情投入的有识之士担纲。
问题二：编写教材队伍应如何组织?
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的学者、中小学、教研机构中的专家，出版部门的研究、编辑人员，这三类人是当前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主要力量。这些人组合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单一学科教材为项目单位进行合作，编写者与出版者单科合作研究开发；一种是部门合作研发，即编写力量比较集中的部门如师范院校、教研部门等联手与具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合作，整合力量，优化配置教材研发资源，从实际出发，形成强势学科。两者比较，当以后者更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单科研发教材不可能形成规模效应。后续工作难以为继。集团研发的优越之处显而易见，成规模地研发，利于提供学术支持，利于各种力量调配，利于降低研发成本，利于提高编写质量，利于后续保障服务，利于教材建设基地的形成。我们认为，无论采取何种组合方式，都务必做到三点：第一，对编写工作的条件、困难和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充分认识教材建设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必须有一支基本的专业队伍，有一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有充足的资金和足够的时间投入。第二，协调编写力量、形成研发合力。出版界、高等院校、中小学、教学研究机构几支队伍的力量要尽可能整合、协调，在编写集体中形成有效的课程资源研究开发机制。第三，组织起可持续发展的后续力量。这支力量能够及时跟踪国际课程教材发展的趋势，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课程改革学术支持，能够为教材使用提供高水平的周密服务，具有严谨的组织工作制度。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在开发的基础上服务，在服务的基础上发展。教材建设的协调运行应该是：高校教师提供学术支持力量，中小学教师提供教学经验。出版部门提供研发编辑、资金和技术支持力量，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扬长补短，通力合，高效运作。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学习理解的过程，研究探讨的过程，培养骨干的过程。通过教材编写，提高研发人员对新课程的认识和理解，提高研发队伍自身的学科专业水平，为课程实施培养一支学术骨干队伍，为新课程的全面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问题三：建立中小学教材等级制有无必要和可能?
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传统教材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曾经说过：“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同时他又明确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从1988年开始，我国开始建立教材多样化的中小学教材发展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逐步形成了多套各具特色的教材，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教材建设局面已经初步形成，我国教材发展机制的改革迈进了扎扎实实的一大步。在“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的政策之下，每一学科课程标准相应地都会有几种教材，这些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适应面。也难免会有质量上的高下之别。要不要对这些教材进行特色评价和等级评价?怎样进行评价?谁来评价?怎样使用评价结果?这些都是教材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欧美各国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教材的分析评价工作，20世纪初开始了教材评价理论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评价的概念、范围、内容、功能，评价的主体、过程、方法和原则等。教材管理的宽严和评价方式世界各国也各不相同，有的政府完全不审，有的政府予以认定，有的则由政府审定。如英国，政府不审也不认定，但是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都在不断地分析教科书的质量，并向社会报告分析的结果，供学校在选用教材时参考。根据我国的实际，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在政府审查基础上的社会评价制度，政府认定一些有足够资质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对已经付诸使用的教材进行跟踪研究，在排除一切功利因素的前提下向社会报告评价结果，供教师选用教材参考。
问题四：怎样引导和限制教材的选用?
教材选用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教材选用是我国教材多样化局面形成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教材选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教材选用又与教材建设密不可分，教材选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决定一种教材的兴衰成败。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来推进教材建设，难免会在教材选用中反映出正当的或者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为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保证课程教材改革的健康发展，教育行政部门务必采取足够得力的措施来正确引导教材的选用，制约教材选用。综观世界，各国的教材选用制度也各不相同，如美国由
学区教育委员会选定，英国由地方教育当局选定，加拿大由省教育部选人“综合资料包”中供教师选择。德国由学校在州规定的多种版本中选择，法国由出版商直接供应给学校教师选择，日本是在县教育委员会指导下由市町村教育委员会选择。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家较为成熟的做法，并且结合我国十多年来教材选用的经验，建立规范有序、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从各地的实践效果看，一个地区、一所学校，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来仲裁教材选用，实行选用报告备案制度，在目前是一种比较科学稳妥、有效可行的办法。
问题五：怎样看待教材建设中的功利行为?
在我国，教材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中小学教材仍然是销售制而非供给制。许多国家的教科书制度是伴随着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并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教科书供应制度。英国、法国、德国、芬兰、瑞典、挪威、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中小学教材基本上都是无偿给学生借用，都由民间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发行，由于书价定得较低，出版商从教科书中获得的利润较少，而主要从配套的教学辅助资料中去获得高额利润，亚洲国家除日本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全部无偿发放外，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有偿供应制度。我国目前除部分省市对低收入困难家庭子女免收书费外，也是采取有偿供应制度。虽然政府已经对中小学教材进行限价，但是由于我国学生的基数相当大，教材中的利润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支撑着我国图书的出版、发行事业。教材建设与教材市场结合，可说有利也有弊。出版部门作为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必须按照市场规律来决定自身的经营行为，在遵法经营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无可厚非。市场的润追求使出版者对教材的社会需求反应敏感，由此可促进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教材市场的形成。教材出版部门也因此而必须充满活力、勇于革新、不息进取。但市场竞争带来的短期性、功利性又难免导致教材发展的短期行为和重复建设。教材建设过分的功利化和实用追求最终必然成为教材发展的障碍，甚至导致教材质量的下降。因此，在市场的风浪中如何兴利除弊是教材建设改革进程中不可掉以轻心的问题。
问题六：如何审视当前的教材实验推进策略?
我国从2001年开始实验的义务教育新课程，以课程方案的实施和各学科新教材的使用为标志。有些地方从小学、初中的一年级开始实验；有些地区则从各门学科的起始年级开始实验，如初二物理、初三化学与初一的各门学科教材同时起步实验。前者教材与课程方案配套，评价改革也同步跟上，自然顺当。后者个别学科新课程在初二、初三孤军突进，新课程学科整体不配套，评价改革也无法跟上，化学、物理依然用旧的方法来评价和考试，实验教材的使用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甚至在一些学校为了应付中考把新教材与旧教材并用，导致新课程教材实验流于形式。此为深刻教训。不可重蹈。我们认为，教材实验的推进还是应从一年级开始，稳步进行。
问题七：如何看待教材发展中的制度建设?
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中小学都采用国家统一编写的教材。自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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